全国人大一口气公布了五部新修法案的征求意见稿，其中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修订草案新增的一些条款反响强烈，受到民间广泛质疑。特别是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、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、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、标志的。1949年后，国人穿什么衣服就是个政治问题，旗袍不能穿，西装更是腐朽的必须抛弃。发展到文革服饰简直高度统一，文革后期乃至改开之初，稍微有点个性的穿着都被视为“奇装异服”，连裤脚尺寸小了一点都躲不过锋利的剪刀。
不要小看对着装的管控，这很可能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。在任何时代，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，和花半辈子看不清的人，命运或许大不一样。一个时代的改变，不可能冀望于统治者的自我觉悟。如果不愿随波逐流，又没有勇气与之抗争，便只有死亡或逃亡两种选择。《阿甘正传》里的阿甘说，“你若遇上麻烦，不要逞强，你就跑，远远跑开。”“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，结果往往出人意料。”
立法管控着装，不禁想起了喜欢穿旗袍的张爱玲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张爱玲就是缘于“着装不正确”而远走美国，如果留在大陆，谁知道她能不能熬过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。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是，当年的张爱玲因为太爱上海，谢绝了众人规劝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军，只是没过多久就后悔了。1951年上海召集文艺界人士开会，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，外罩网眼绒线衫，虽然坐在后排，也未发言，但在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打扮，还是使她成为“异数”。会后，在新上海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首长夏衍同志找她谈心，说“今后还是变一变装束吧，你穿中山装或列宁装也许会更好看”。
次年即1952年春，张爱玲告诉其弟，“连旗袍都不准穿了，暴风雨就要来了。”张爱玲说：“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，我是不会穿的。”1952年7月，32岁的张爱玲，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。在她身后，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，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，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。她想活得真实一点，无需遮掩、无需躲藏，她想用自己的天赋，给自己挣得一份安稳，但那一年，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面临了选择：跑还是不跑？她观望过、犹豫过，也尝试过，实在没有一点点可以退缩的空间，终于，她一走了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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